機構虐兒屢屢發生 《守護兒童政策》是唯一出路

小學男教師於校園內12度非禮8名9到12歲的女學生，時間跨度長達兩年，6月7日於區域法院承認控罪。被告於天水圍某小學任教時，多次於校內課堂期間公然借回答問題及交功課之便，觸摸女學生私隱部位。被告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，屢次作出非禮行徑，給學生帶來巨大心理創傷，行為令人髮指。

近期立法會審議中的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》，能否在未來有效防止相類事件再次發生？可惜的是，根據法案委員會6月初的最新會議，以上案件並不屬於強制舉報的「嚴重傷害」範圍內。因此，即使條例通過，專業人士亦沒有法律責任舉報此例案件。是次被告連續犯下的非禮罪行展現草案中的模糊地帶：就獨立情節而言，其罪行未必符合嚴重傷害定義，但老師利用職務及與學生間之權力差異(Power Imbalance) 侵犯多位兒童，情節異常嚴重之餘，亦反映機構虐兒事件不能只靠該事件嚴重性作單一強制舉報準則。同時，根據研究顯示，25%被捕一次的兒童猥褻者及50%被捕兩次或以上的兒童猥褻者在出獄後仍會再犯相關罪行，猥褻兒童罪犯之再犯機率比普通虐待兒童案件更高。因此，政府在未來亦應重新檢視及修訂所有侵害兒童罪行的現行法律定義（如兒童性虐待中嚴重傷害的定義），提高阻嚇性；同時應建立更嚴謹的機制，通過制度性規範，對加害人進行更有力的行為約束，為兒童建立更安全的成長環境。

案中受害女童因怕被別人知悉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於案發後仍與被告合照；另一受害女童亦後悔自己未有儘早說出被非禮的經歷。在為受害兒童感痛心之餘，我們應反思學校建立良好舉報機制的重要性：在日常學習中，學生是否能對相應議題有更多認識，例如加強建立自我保護的意識，學習與成人合宜的相處界線，可循何等渠道告知事件等，從而增強兒童向成人反映自身情況的信心。我們亦應深入思考，如何應通過創建更人性化、更強大的社會支持，讓大眾了解任何侵犯事件並非受害人的錯、更不應視作羞辱；讓受害人不需再手足無措，能勇敢地對不法侵害說「不」。

國際培幼會（香港）再次倡議政府應鼓勵所有兒童相關機構，包括學校、補習中心、體育機構、宗教機構和提供非住宿式兒童社會服務之機構設立「守護兒童政策」，以政策、程序、人員及文化、問責四個範疇加強規範教職員行為，預防機構出現傷害或虐待兒童事件；同時重點培養機構「守護兒童」的風氣，讓家長、員工及兒童透過教育建立相關知識，同時對懷疑傷害兒童事件之討論持關注及開放態度，讓所有傷害兒童的危機得以儘早發現，減低兒童受虐風險。